高中时期，我的成绩始终徘徊在尴尬的中游地带。在全市的排名榜上，我像是被无形之手按在了“好学生”与“差学生”之间的灰色区域——上不去重点线，下不来及格线。每次模考放榜，我总要避开那些挤在红榜前欢呼的同学，从走廊另一头绕回教室。本地的重点大学像山顶的灯塔，光芒刺眼却遥不可及；而那些与我朝夕相处了三年的熟悉面孔，注定要在九月之后散落在不同的城市，继续他们的人生剧本。唯独我，像是剧本被临时抽走的那一个，站在原地，看着所有人各自奔赴前程，手里却捏着一张空白的志愿表，迟迟落不下笔。那种被同龄人甩在身后的感觉，比考砸了任何一次考试都要沉重。

父母没有放弃我。他们四处托人打听，翻遍了各种招生简章，最终在一个远房亲戚的牵线下，把目光投向了海峡对岸的台湾。他们帮我填了那边的几所私立大学的志愿，理由是：只要我能顺利毕业，拿回来的就是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，和大陆高校的文凭具有同等效力。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，学历是敲门砖，至于这块砖从哪里烧制出来的，并不要紧。我看着他们在台灯下帮我核对报名材料的样子，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几根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他们不是在为我选学校，而是在为我铺一条能走下去的路——哪怕这条路要跨过整片海峡，哪怕他们自己一辈子都没坐过飞机，也要把我送到那个能拿到文凭的地方去。

说实话，我对台湾的全部想象都来自电视剧和综艺节目。我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台北的夜市、九份的山城、垦丁的海滩，但随即涌上来的却是另一种不安——新闻里偶尔闪过的地方帮派、街头斗殴的画面，像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广东虽然也是沿海，但毕竟我在内陆小城长大，身边的街头最多是摩托车抢包，连刀都没见过几回。台湾那种四面环海、岛屿气息浓厚的城市，会不会藏着什么我完全无法理解的生存规则？黑帮会不会看我是大陆来的、操着普通话，就专门来找麻烦？我知道这些想法有些可笑，甚至带着影视剧灌输的刻板印象，但在深夜辗转难眠时，这些恐惧远比地理课本上的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”来得真实而具体。

我反复告诉自己，这不是什么政治立场的问题，纯粹是距离让我发怵。从我家到台湾，直线距离不过几百公里，但要真正抵达，却要跨越整个祖国大陆的东南版图——先坐高铁到深圳，再转车到香港或厦门，最后换乘飞机穿越台湾海峡。九月份，我必须捏着一张机票，像一枚被投递出去的包裹，从内陆腹地飞向海岛边缘。在之前的十八年里，我甚至连省都没出过几次，最远也就是去隔壁市走亲戚。而现在，我的人生第一次远行，就要横跨整个国家。台湾对我而言，从来都是电视里才出现的名词——偶像剧里的校园、综艺里的夜市、新闻里的选举造势，它像是一个悬浮在现实之外的影像空间，而不是一个我能真正踏入并生活四年的地方。

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。我不知道安检的时候要不要脱鞋，不知道托运的行李会不会弄丢，不知道起飞时那种失重感会不会让我当场吐出来。更让我焦虑的是，下了飞机之后，我要独自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校园。那里的同学会怎么看我？他们会因为我带着内陆口音而偷偷发笑吗？会在宿舍里用我听不懂的闽语故意交换眼色吗？会不会因为我搞不清当地的规矩——比如垃圾分类怎么分、捷运上能不能吃东西、课堂上能不能直接提问——就成了全班排挤的对象？我甚至担心，如果我无意中说了什么在大陆稀松平常、在当地却犯了忌讳的话，会不会招来比嘲笑更严重的霸凌。这些念头像藤蔓一样缠住我的脑子，让我连即将远行的兴奋感都被绞杀殆尽。

而最让我心里没底的，是这所学校本身。它叫什么名字，在台湾排第几，师资怎么样，毕业生都去了哪里——我一无所知。父母是通过中介渠道报的名，对方说得天花乱坠，什么“国际认可”“就业率高”“与大陆高校有合作”，可我连校园照片都没看过几张，更别提去实地考察了。我忍不住想：这所学校愿意录取我，是因为我真的符合条件，还是因为它本来就招不满学生，只要是大陆来的、愿意交学费的就统统收下？它会不会是那种在台湾本地都没人愿意去的“学店”？我花四年时间和父母半辈子的积蓄，换回来的那张毕业证，到底能不能让我在社会上挺直腰杆说话？这些疑问沉甸甸地压在我胸口，比任何一道高考数学题都更难解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