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概是 2015 年还是 2016 年的年头吧，具体年份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，但那份晦气和惊悚却像刻在骨子里一样清晰。当时正是大年初一，我们一家从老家赶回来，满心都还是过年的喜庆和团圆的余温。然而，就在离家不远的一条路上，我妈开的摩托车被一辆黑色轿车从后面狠狠追尾了。巨大的冲击力让我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，半边身子重重地砸在冰冷粗糙的地面上，摩擦的疼痛和耳鸣一起袭来。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画面，就是我头上那顶迪迦奥特曼的头盔——那是我最心爱的宝贝，当时年幼的我非常喜欢奥特曼这类特摄作品，更别提这顶印着奥特曼的头盔，平时都舍不得磕碰一下——它的面罩玻璃在撞击中碎了一地，零星的碎片在路面上反射着惨淡的阳光。那一幕，比身上的擦伤和头疼更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后怕。也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过那次意外，如今的我才会如此病态般地注重交通安全，甚至到了有些神经质的地步。

每次刷短视频看到那些载着巨型钢卷的重型卡车，我脑海里总会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一个极其具体的幻想场景：假如我妈正开着摩托车载着我行驶在公路上，前面那辆钢卷车上的钢卷突然因为捆绑不牢而滚落下来，那么我妈会如何凭借她多年的驾驶经验，在千钧一发之际急转车头，带着我寻找一条能避开那庞然大物的逃生路线。或者，我又会自我安慰地想，我平时回家常走的那条路路况复杂，应该不会有那种体型的重型货车冒险驶入。这些看似荒唐的胡思乱想，其实都是我内心深处对那次车祸创伤的应激反应，它让我明白，道路上的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。当时，我爸和我哥是骑着另外那台摩托车走在前面，他们先一步回到了家。我爸听到我妈在电话里带着哭腔的求救后，火急火燎地赶到了事故现场。这本是一起责任清晰的追尾事故，肇事方撞了我们，我妈虽然惊魂未定，但还是冷静地提出赔偿一千块私了，这已经是很合理的修车和医药费了。

可对方司机却是个斤斤计较的人，硬是压价，说少给五百块钱就完事。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，我爸赶到了，可他非但没有站在我们这边据理力争，反而像吃错了药一样，突然帮着那个加害者说话，声称是我们自己不小心撞上去的，是我们理亏。那一刻，我满心委屈和不解，看着父亲与外人站在一起的背影，第一次觉得大人的世界是那么复杂和难以理解。如果是现在这个在网上嬉笑怒骂、习惯用幽默化解尴尬的博主我，面对同样荒谬的场景，我一定会抢在他们所有人开口之前，用一种极尽夸张和反讽的语气打趣道：“是啊，是我们撞的你们。都怪我们太守规矩了，老老实实地走在前面，结果我们的车后备箱不长眼，非要撞上你们那威风凛凛的车前盖，然后我们连人带车摔倒在地，是我们自己活该受伤了。”说完，我还会特意伸手指着我爸，补上一句：“你们别找我理论，找我爸赔偿吧，我爸钱多的是，他最讲道理了。”

或许在那一刻，被我如此抢白和架在火上烤的爸爸，才会瞬间回过神来，重新变得立场坚决，咬定是他们撞的我们，那一千块赔偿也理应归我们。我是真的不想再经历这种车祸了，尤其在万家团圆的喜庆年节，大家平平安安、规规矩矩出行，比什么都强。2015 年和 2016 年那阵子，大城市正忙着学习西方的城市规划理念，到处兴建高楼大厦、霓虹闪烁，试图把自己包装得荣华富贵，一派国际化景象。可像我们茂名这样的小城市，发展就滞后多了，很多路段连个像样的路灯和监控摄像头都没有，这些基础设施都是近几年才慢慢补齐安装的。所以在那个监控盲区遍地的年代，一旦出了事，几乎全凭一张嘴，谁的气势更足、谁更会胡搅蛮缠，结果往往就按照谁说的来定。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，毫无办法，只能被动接受。哪像现在，路面上密布的电子眼和卡口监控，形成了几乎无死角的“天网”，事故是谁的错，调出录像一看便知，铁证如山。

谁没牌照敢上路，摄像头拍下脸部就能精准识别；谁在路上不文明地吐了口痰，数据库一比对也能找到人。所以每当看到有些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国内监控太多、侵犯隐私时，我总是心理暗自骂回去，因为这些冷冰冰的摄像头，恰恰是在关键时刻能保护我们普通人的无声守护者。美国那种社区式的房屋布局，家家户户都是独栋矮房，社区内的道路又窄又曲折，视野却因为房子低矮而显得开阔。如果在那种路旁边装监控，摄像头广角一开，很容易就透过低矮的窗户，把居民家里的日常活动拍得一清二楚，确实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。但国内的居住环境完全是另一种模式，大多是封闭式的楼房小区，道路宽敞，主干道动辄双向四车道或六车道。监控安装在路面上的路灯杆或高架上，镜头角度是专门调试好的，视野范围内除了车道、人行道和绿化带，根本拍不到居民住宅内部。即便是小区内部安装的安防监控，也因为楼房主体的遮挡，通常只能捕捉到一楼的公共区域或单元门入口。

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居住形态，决定了监控的应用效果完全不同，我们完全没必要对国内合理且必要的公共安全监控指指点点。